很多人仍未理解世界第一工业国的真正含义，中国商品畅销世界，其背后是成本、制度、社会、文化不断磨合后找到的最优解，中国商品在全球化竞争的血海尸山中杀出，是中国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磨炼出的超高社会效率的集中体现，这一点，美国改变不了，如果世界从和平转入战争，中国对美国的社会效率优势不但不会被削弱，反而会被加强。
关于战争有一条铁律：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这条铁律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又得加上一条：市场上得不到的，战场上更别想得到。
当时，整个亚欧大陆都已经被战火吞没，纳粹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在欧洲大陆上纵横驰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早已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多年，而此时的美国民众在干什么？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带领美国在最后时刻参战，却没给美国人带来太明显的好处，此时的大多数美国人对战争的想法都是：欧洲人、亚洲人打成什么样跟我们美国人没关系，我们就关起门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美国人天真的想法让罗斯福总统很惆怅，因为他十分清楚，如果全世界都卷入战争，美国是没有很好的方法独善其身的，如果让轴心国取得胜利，他们的最终目标一定是占领美国。
于是在当时的国际外交上出现了极为诡异的一幕：美德关系上，希特勒很温和，罗斯福很“战狼”。
希特勒无数次嘱咐德国海军别去招惹美国，但罗斯福却从不放过任何美国与德国在海上的小摩擦并在美国民众中间宣传德国的残暴。
罗斯福总统一次次“挑战”德国底线，先是让美国船只大摇大摆给英国送武器，而后又与英国人组建混编护航舰队，让德国海军很难将二者彻底区分。
罗斯福态度很明确就是要逼德国出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发起战争，我制造战争。
罗斯福的外祖父和父亲都在中国待过，他应该懂一点中国文化，不知他在看到这一切后是否会感慨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
当时，美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尤其尤其是工业实力，确实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以当时美国人的状态和心态，真的能在那个战火纷飞的世界笑到最后吗？
此时全面战争已经在欧洲和亚洲爆发，英、法、德、日、中、苏等其他几个国家的社会都已经从平时转入战时，整个社会经济围绕战争展开。
想都不要想，因为罗斯福一说战争， 国会和民间就有无数人出来骂他战争贩子。
和平时期，经济由市场主导，生产什么售卖什么都是市场说了算，社会上有什么产业，人们从事什么职业也由市场说了算，成本与收益是经济活动中首要考虑因素。
而战争时期则不同，决定经济运行规律的不再是单纯的市场逻辑，一切要以战争为中心，为了战争胜利，有时可忽略成本与收益。
战时经济背景下，其他商品的生产会被先放在一边，国家集中力量生产武器等战略物资，与战争无关的产业也会被冷落，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一些产业挤占社会资源而被国家限制或禁止。
在世界其他主要国家都转入战时的背景下，罗斯福总统不禁会担心：其他几个国家都已经把产能砸在武器生产，把社会主要精力放在扩军备战，美国经济却仍在循序着市场逻辑，甚至与战争无关的娱乐产业还在占据着大量社会资源，这会不会导致美国在世界已确定进入战争状态的大背景下失去先机。
当初罗斯福总统的担心，如今正在经历世界局势大变局的中国人应该能够理解，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上看，这些担心是无比合情合理的。
今天我们开启上帝视角回望那段历史，会明白罗斯福总统的担心是多余的，美国并没有因为转入战时时间晚而吃亏，相反，美国一旦转入战时，爆发出的军工生产能力瞬间碾压了日本和德国。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日本方面之所以敢于堂而皇之地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说到底主要是因为他们从存量角度去分析美日两国的海军实力并没有太大差距，只要偷袭得手，日本的海军实力就在美国海军之上了，到时候日本海军至少可以在几年内主导太平洋秩序了。
但日本忽略了一点，开战前，日美两国海军纸面实力相当，是在日本经济已经全面转入战时，而美国经济尚未转入战时的背景下出现的。
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有一个黑料，就是在战争初期充当了不光彩的“武器贩子”的角色，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世界各国都已经转入战时了，都已经调动本国的大半工业产能去生产武器了，美国为什么还有机会去当这个全球武器供应商？
当然，你可以解释为当时世界各国本土已经陷入战火，工业生产受一定的影响，但如果美国生产的武器以及其他战略物资性价比低，这些订单为何会砸向美国呢？
这背后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理解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才能真正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
产量与生产效率相关，但是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产量由需求决定，生产相似产品的企业为了压缩成本提高利润会尽力去提高生产效率，但如果需求不足，企业也不会相应地减少生产，所以产量与生产效率本质上讲是两个维度上的事物。
但是从世界大战开打后，美国获得的武器订单暴涨，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生产效率达到了英国的二倍，注意，是平均每个美国产业工人的生产效率是英国产业工人的二倍，而不是美国工业总产能是英国的二倍，当时美国人口约是英国二倍，所以当时美国产能是英国的4倍。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靠转入战时来提升军工生产效率其实也并未完全脱离市场原则，在订单近乎无限的情况下，尚未转入战时的美国依靠市场逻辑也能实现军工生产效率的暴涨。
战时生产并不是万能良药，它不过是一个国家当前各工业部门的的重新整合，它并不能凭空提高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水平，也不会让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效率有质的飞跃。
工业基础是一个很复杂系统的综合体：它包括工业生产能力，各工业部门的齐全程度，产业工人的数量与规模以及它背后更复杂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效率上的配套。
转入战时改变的只是生产产品的种类和比重，并不能凭空提高一个国家的基础工业能力。
珊瑚海海战后，日本估计美国被炸成重伤的约克城号航母完全修复至少需要3个月，但结果却是美国将约克城号航母修好重新返回海军序列只用了3天。
美国能够如此快速地修好约克城号，靠的是成熟的造船、修船技术和与之配套的成熟产业链和大量常熟的产业工人，而这些都是在平时的民用生产中获得的。
日本错估了美国修复约克城号的时间，是日本以己度人的结果，这说明日本自己即便已确定进入战时，其工业生产能力也就只有这些。
工业基础的作用在这一事件中可见端倪，当然，这还不是全部，工业基础给一个社会带来的改变，有时会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出现。
太平洋战争后期，随着日本海军的节节败退，臭名昭著的神风特攻队被大量部署于日本海军之中。
一般认为，神风特攻队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军工生产能力已经明显跟不上美国了，所以只能以一架飞机换美军一艘军舰的方式“以小博大”。
生产一架飞机所要耗费的资源不及生产一艘军舰确实是事实，所以表面上看，这笔“买卖”是日本赚了。
但如果稍一分析，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生产一枚炸弹所要耗费的资源比生产一架飞机更小，如此说来，相比于自杀式袭击，让日本飞行员去直接轰炸美军舰艇岂不是更“划算”？
理论上确实如此，但现实中却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日本只有少数的优秀的飞行员了。
二战后期美国空军在亚欧两线战场上狂轰滥炸，美国轰炸机群常常能达到遮天蔽日的地步，美国飞机制造能力强大只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因素也格外重要，美国得有足够多的飞行员。
美国二战期间炸遍东西两线，但也没见美国担心飞行员不足，日美两国在飞行员问题上的差距反应了工业化带给社会的另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战争造成的特殊影响：工业人口。
美国的工业爆发于南北战争后，当时重视工业的共和党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于是其在之后半个世纪中不断推出有利于美国工业发展的政策，包括关税保护、基础设施修建等等。
但尽管美国政府也介入到了美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但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美国政府扮演的角色始终是市场的辅助者和维护者，即便用关税保护了美国企业，但是在美国内部，工业发展是在市场逻辑下进行的。
一个市场逻辑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会被卷入工业化大潮中，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们将不得已去适应工业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成为所谓的工业人口。
而日本则不同，虽然日本也在明治维新后进入工业社会，但其工业化过程却始终被日本政府所主导，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日本把军工业放在了日本工业体系中重中之重的位置上。
这么做的好处是日本快速提升了军工产业水平，但坏处是让日本的工业始终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下，过份重视少数几个产业导致日本虽然已经整体步入工业社会，但是大多数日本国民仍是农民，他们可能一生都没见过汽车，让这些人在接受培训会快速掌握飞机驾驶技巧无疑难如登天。
而美国方面，由于工业化的客观需求，社会上有大量熟练产业工人，这还不算完，福特公司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大幅压低汽车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后，汽车在普通美国人间迅速普及，在普遍会驾驶汽车的美国人中选择一部分充当飞行员，难度自然要比在一辈子没见过汽车的日本人中选择飞行员小得多。
这还只是汽车工业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更不要说对于地广人稀的美国来说，飞机产业本身就挺有市场，二战前，美国民用飞机产业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民间会驾驶飞机的人也不在少数。
战争到来时武器装备或许能够迅速生产，但是工业人口却不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培养的。
关于工业怎么样影响战争这样的一个问题，理解到武器生产算是第一层，理解到工业人口算是第二层，而如果要彻底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最底层逻辑，就必须废些脑筋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工业社会。
自英国兴起随后遍布全球的工业化浪潮最初做的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高科技产业，而是最基础的纺织业。
不进入工业时代，能不能搞纺织业，当然能，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状态的高度凝练概括就是“男耕女织”，男人搞农业，女人搞纺织业。
作为丝绸之路的开端，中国在汉代就已经把纺织业玩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此后手工业背景下的纺织业顶配水平一直就在中国。
千万不要把追求效率仅仅局限在公司竞争中，如果一个国家中，强调效率的工业成为主导产业，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为了适应工业社会也变得高效，这里面包括制度设计、政府职能，甚至是社会思潮。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南北战争后开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倒逼结果，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为了与已经充分工业化的美国社会相配套。
20世纪初，工业化催生出美国社会对工程师群体的大量需求，理工科慢慢的变成为了美国大学的主流，在工程科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功后，美国教育界会自动向基础科学领域攀登科技树。
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大学，什么专业的需求量大呢？文学、宗教、哲学等文科学科。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的英国靠着在殖民地的超然地位，搞起了贸易保护主义，于是对于英国人来说，想要打开市场，最好的办法已经不是提高生产效率，而是搞好与殖民地总督之间的关系。
文学、宗教、哲学等领域是建立圈子的敲门砖，其性质类似于东汉末年的经学，寒门子弟刘备靠着曾经跟大师卢植学习过经学而得以获得上层社会竞争的入场券。
英美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不同侧重，便能够准确的看出在工业化阶段的国家，与在去工业化阶段的国家社会思潮的巨大不同。
工业化社会是一只效率怪兽，它会驱使着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断加速向前奔袭，本来，这种奔袭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当效率追求到某些特定的程度，其社会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就不匹配了，你得自动做出调整，而这个调整的过程又势必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率，最终被处于更加初期工业化的国家逐步挤出市场，一般的情况下，工业化与去工业化都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可逆的，除非，战争。
对于一个充分工业化的社会来说，面临的主体问题不是生产不足而是生产过剩，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是无解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会自动拖慢社会效率，并开启去工业化过程，但如果战争爆发，这样的一个问题立刻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战争对于生产的需求近乎于无限大，而一个已经全球化的大竞争中浴血杀出的最强工业国，一个被市场证明了最高效的国家，其能够迸发出的产能也是最接近于无限大的。
这才是工业与战争问题的最终答案，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巅峰的国家，可能会被其社会自身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拖垮，可能会被产业部门间博弈的内耗拖垮，可能被工业化过程中对效率的过份追求而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反噬垮，但唯独不可能在一场战争中被一个工业能力不及它的国家打垮。
所以一个工业能力走下披路的国家，如果面对一个工业能力超过自己的国家，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经济战，舆论战，信息战等多种战争模式，虽然由于对方社会效率也更高，这些战场上赢的几率也不大，但至少这个几率不会是零，唯独不能选择的就是直接的热战，因为这是在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是最最愚蠢的选项。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是经济的产物，每当达到经济发展的瓶颈期，战争的阴云就会又出现，战争是全世界的浩劫，它在一次次将人间变为炼狱，家园变成地狱的痛苦谁都不想承受，所以人们恐惧战争也无可厚非，有时候甚至不用真的爆发战争，单单是战争预期就会改变很多东西。
但如果在整个世界范围找出一群最不应该害怕战争的人，那么这群人一定是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国民，因为他们应该清楚，如果战争真的不可避免地爆发，他们的国家一定会遭受最小的损失，取得最大的战果，虽然可能要经历一段痛苦的经历，但痛苦的尽头一定是胜利。